我出過《捕鯨之旅》《曉雪》《屬於翅膀和水生根的年代》《蝴蝶不哭泣》《回憶》和《故事》這六種詩集;說是六種,是有點取巧的;其實,《蝴蝶不哭泣》是頭三種的選集;《回憶》是頭四種的合集;《故事》是從舊作抽出短詩,再補入五首新作的短歌集;事隔十年,編這一部總集,書名沿用「故事」;故,就是舊,舊貨一件不留銷了;以後,保證不推陳,只出新。

說「一件不留」,也是取巧的。譬如,長詩《火歌》等雖得過文學獎,到底是我十五六歲時寫的,我埋了,大家就不必鈎沉了。

新版《故事》,除了「補遺」那八首詩,錄的,全是我三十歲前的心血。過去二十年,樓下渠塞,漚出過這離奇的聒噪:「三十歲後仍寫詩的,才算詩人!」有這回事?好,你請便。我去做商人好了。

詩寫得少,詩集出得多,是因為能賣;小地方,累計賣了上萬本,算可以了。我二十一歲出《捕鯨之旅》,一千本賣完,沒錢再印,我沮喪,卻有鼠目人責誇大;原來,暢銷詩集,向來賣兩三百。七十年代末,我連續得過三屆「青年文學獎」,那幾年,詩組的投稿在一千份以上;是千中選一。近年的文學比賽,湊集到幾十篇試筆習作,好像稱「踴躍」了。茶杯裏的這一點浮光,亮不過半星螢火,說了,是自貶;不說一說,在那個年代寫詩的,還真要讓一夥狼狽文人抹煞,隨便翻雜誌,竟也看到出頭當炮灰的文學綜援戶,叼着橡皮,掐着塗改液,提筆上陣。

「所謂時代、詩之盛世,一定是眾聲喧嘩。或曰:『小狗吠,大狗也吠!』……我懷疑詩最興盛,以前也不過如此。」關夢南《近十年新詩資料閱讀札記》首倡「狗吠論」,宣稱:「七十年代是寫詩的好年代,也不如現在;八、九十年代加起來,也不如這十年(2000-2009)詩歌的量與質。」他臚列「盛世」的憑證:「詩集逾一百六十本」「合集十四本」「選集二十二本」「經常發表作品於詩刊……估計逾五百人」「寫得好的也有近百人」。說量多,直如「狗吠」只算「喧嘩」,我同意;但說質,說七十年代寫詩的(包括我)「不如現在」,連「八、九十年代加起來」也「不如這十年」,關先生勤快,刷洗前人腳印,夠賣力的。

過去十年,是中文爛得見骨的十年;入眼,沒一個完整句子;入耳,沒一句像話的人話。要例子?病句如蛆滿地爬,你就算「有聆聽的空間」,我可「沒有枚舉的平台」;一個民族,連自己的語言都摧殘得成了人彘,關先生,你不汗顏,我體諒你臉皮厚,但盛世蟾蜍夜夜開派對,你這個「打燈」的,好意思說:「就是拿這十年的總體成績,與以前相比,看是否寫得更多更好呢?」詩,講「兩句三年得」,講「一句頂一萬句」,講百煉而後垂千秋。你推崇「喧嘩」,請拜牛蛙為師;熱愛「狗吠」,可以對鏡狺狺;講「總體成績」,你以為自己在看閱兵?看黑幫嘯聚毆鬥?

這十年,我敢說,不是詩的小盛唐,是文盲的大食會。「總體成績」多而好,關先生說:「其中一個致盛的原因,我想就是『詩歌教育』。」路人皆見的十年腐壞,他詡為「詩之盛世」!「致盛」原因,原來是「……自1998年『香港藝術發展局』推行的『中學駐校作家計劃』。」而他,「是第一批接受學校邀請的詩人,十多年來教了逾一百間中學。」

一個關先生,十多年,逾一百間中學!

一直以為這長蛆文壇,圈子小,腐水溢不出壇外;借助「文藝綜援」,竟動輒牽連「逾一百間中學」,這圈子就大了。該舉一反三?還是舉一,反三十?香港,究竟有多少這種敢作「盛世之吠」的「駐校作家」?吠得這麼放肆,是覷準身邊,個個是謙謙偽君子?

關先生寫藝發局的「特約書評」,不忘用公帑為一己的蹩腳造鞋:「文字好,有時是優勢,有時是敗筆。不要打磨太過,要讓他保留一些粗糙,那是生活的雜質。」詩歌教育,不教文字,教什麼?教「粗糙」?教「雜質」?文字好,什麼時候是「敗筆」?你的確「保留」了粗糙,敢問一句:「你有沒有『保留』過精緻?」不能精緻,就一味粗糙,那不叫「保留」,叫「唯有」。

潘步釗先生引《左傳》「言之不文,行之不遠」說:「『傳遠』,令所有中國人都讀得懂,是一種原因;『藏深』,也是一種,除了讓更多人看得明白,意蘊深遠,也借這種書面和口語間的距離而生成。」文章,刊在一塊「供學生練筆的平台」,關先生作為平台主編,大概忙着堆沙積石,漠視這位潘校長的教訓。文字粗糙,就是「不文」;不文,就不能「行遠」。

文學教育,詩歌教育,名目是好的;但寧濫勿缺,隨便撿一條只能「保留」粗糙和雜質的濫竽去教,那就是:誤盡蒼生!

畫畫,講究留白,但不等於可以在紙上盲渲瞎染;留白之前,得學習工筆細描。寫字,講究氣韻,你可以興酣來一筆狂草;狂草之前,得學習正楷;不然,只是潦草,潦草不用學。雕刻,可以大刀闊斧;但只有粗,沒有細,只能成為樵夫。寫詩,可以「跳躍」,但跳躍之前,得先學站立,先學行走;簡單說,得先學認字,先學造句。

不識造句,卻去作詩;而且,因為作得多而成為詩人;這種詩人,要不是騙子,就是跟騙子學了騙術還不自知的學子。

句子,是花莖,不管長短,都連着根柢;根柢,就是傳統,就是「文」;沒有「文」,行固不遠,活也不長。寫詩,可以試驗文字的韌力和彈性,一個有根柢的造句者,不妨細心屈伸文句,看可以迂迴,可以盤繞,可以纏綿,甚至,可以繃緊到什麼程度;這種試驗,是為了彰顯文句之美,文化之美。

試驗,自然會有成敗。學藝不精,生捋硬拽,把花莖擰壞,拗折,就是失敗了。

目下「盛世」,詩橫遍野;詩人,學而無繩墨,寫而無法度;知反常,卻不知要合道;不築基,不修練,腳下踉蹌,難得一登壇,就留白,就狂草,就跳躍;所謂詩集,一垛垛的斷莖殘葉,老沆一點火,小瀣就來搧風,座主門生圍爐燒敗葉取暖,自己是過癮了,可不管焦煙瘴氣熏瞎人。

「造好一個句子!」是我寫作三十餘年,能歸結出的最真誠,也最深邃的一句話。

造好一個句子,不全是為了作詩,是為了做人。因為:造得好一個句子,你才說得全一句話,才可以用這一句話,去思考。可以選擇,可以運用的詞彙越多,句子才越縝密;句子縝密,思考才會相應縝密。為什麼要有縝密的思考?因為:不慎思,就不能明辨,就不知是非,不分善惡;甚至,顛倒黑白,隱善揚惡。

陳雲先生四出呼籲:「保育中文!」因為破壞中文,等同破壞心智;心智壞了,邪惡,就乘虛來了。

文學,是藝術;藝術的一個重要目的,是提高人的品味。為什麼要提高品味?因為:欺詐、貪腐、打壓、抹煞等扭纏成的邪惡,是最壞的品味。

詩歌教育,為什麼要存在?我認為,是學習正與誠,是學習對文字的誠敬;說到底,就是「品味教育」。

品味,能抵抗邪惡;就像「造好一個句子」,才能慎思,才能認出邪惡。「認出」然後「抵抗」,就好比「語文」然後「文學」,好比「造句」然後「作詩」,有先後之分,層次之別;當然,你可以通過「作詩」來練習「造句」,但未學好「造句」就成為「詩人」,甚至成為「大詩人」,是荒謬的。就算偶然「寫」出一兩句「好詩」,這種「寫」,其實該稱為「撞」;一個在浮沙上「跳舞」的人,手抓腳蹬慌惶間「撞」出來的「舞姿」是不可靠的;「靠撞」或者教人「靠撞」,也不是教育的目的。

詩人,必須真誠,必須面對和克服自己的荏弱;反之,不斷立論,不斷糾眾吹擂,以遮掩自己的荏弱,甚至腐朽,即入魔道。

造得好一個句子,即「文字好」,是為內容找出最匹配的形式;或者,用最恰當的形式,即「好文字」,彰顯內容。

「文字技巧始終是『小道』而已,想從事寫作,有更多的問題要關注,有更根本的東西需思考。」阿濃老師的「文字小道論」荒誕絕倫,病入膏肓,我早已在《狼八式》一書當眾解剖;夢南老師「文字好……有時是敗筆」的謬見,不必細剮,已醜相畢呈。藝發局濫花公款,專找一夥視「文字好」為「小道」為「敗筆」的充頭貨去教學,不僅失常,還失策。請捫心自問:對學子,公道麼?

句子沒造好,就是蹩腳,為了掩飾一地不正常的腳印,蹩腳大師什麼陰損事都會做;等而下之者,甚至會勾結三腳貓和單足蟾,一瘸一拐踸進黌宇,用「雜質」澆灌出滿門劇毒的桃李。

作詩,是更上層樓,煉好一個句子;「造句」和「煉句」,是不同「檔次」的事;前者,是常人努力能學會的技術;後者,是藝術。藝術,也講努力,但抱歉得補一句:還得講天賦。

造不好句子而去作詩,而去教詩,是對詩最大的摧殘和侮辱。

「十年句之腐壞」,抬成「十年詩之盛世」,明顯地,是要在腐肉上貼金。據關先生統計,十年詩家五百,他是天字第一!這第一,率闔府上下,能繳得出一個佳句麼?見識過皇帝的新衣,不想這十年,滿眼是「皇帝的新詩」!

十年腐壞,我不知道誰是積犯,誰是罪魁;但新詩皇帝,你「教了逾一百間中學」,能脫其咎?最明目張膽,是這一句:「如果你不表示反對,那就先說詩集吧:2000-2009值得一讀的詩集有《關夢南詩集》……」第一本「值得一讀」的詩集,竟然就是他自己的詩集!

「詩,是最精煉的語言。」這種說法,可以抵抗「粗糙」避免「不文」;一個句子造得周全,造得順當,是第一步;這是「語文教育」的事。一個周全順當的句子,再去淬礪,再去鍛鑄,百煉而煥發出灼灼的華采,這一層,卻是「文學教育」的範疇;「詩歌教育」是文學教育的支流,這耀眼的流域,容不得扮皇帝的群醜喧嘩着洗爛腳。

詩,可以隱晦。題旨易惹爭議,不宜袒露;或受制於邪惡,文句不得不扭曲,不得不變形;這種扭曲變形,可稱為「晦澀」稱為「隱晦」。堆砌拼湊,因文字苟合而生的「粗糙」,或者,為掩飾弱智而拉撒出的「含糊」,卻是另一回事。

造句,是組織好自己的思緒;作詩,是提煉這些思緒。詩,不成為語言的精華,思想的結晶,詩,就沒有存在的價值。

詩,用黑字經營的留白,不是無法,就像下圍棋,黑子白子,不是無法,是棋力弱者不知有法,是「俗手 」欺世,妄言無法;這十年淪喪,是濫竽不知有法,宣揚無法,是太多無辜者追隨濫竽學習無法,或者學習「淪為濫竽之法」;無法,而且無天的,不是詩,是人。

林曼叔先生《文學歲月》李金髮與中國新詩>一文寫道:「一旦一種不以語言為工具,而以經營語言為目的的『藝術』興起時,使語言失去它的純潔性,可能反被看作『創新』,成為對語言的『豐富』了。」這種「豐富」,真名,就叫摧殘。

「任何種裔民族,其文化精華都貯存在書面語的記載,普及淺暢,精巧萃煉,各有任務。問題在有病和不知有病,是兩種『病的層次』。」潘步釗先生這「各有任務」說得好。「普及淺暢」是「句」;「精巧萃煉」,就貼近「詩」了。學生可以病,可以不知有病;教學的,明知有病,堅持去播病,那才該殺。當然,一隻病耗子再臭,沒同臭搧風,沒君子包容,這「詩世」,是不會這麼「盛」的。過去,我真以為有「仗義執言」這回事,等了十年二十年,沒有「言」;君子和耗子,融融詡詡,原來早竄進廟堂,互相研究了。

關先生要一筆鈎銷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,辦「青年文學獎」的有心人,孜孜兀兀,做了好多實事,培育了好多能人;那年頭,沒有「文藝綜援」,沒有拿了綜援去排擠人的「文學救濟金長期受惠者」。我十八歲用一篇<捕鯨人>換來朱銘那座「李白行吟」銅雕,才剛脫離搬運工人和出版社雜役的行列,做文員;那年頭,詩人,從不負累社會。

造不好一個句子的作家詩人,只能是售賣「文字粗貨」的小販,或者推銷「文學贋品」的騙棍;所謂的「創新」,只是「創新的假象」;唯一真實的東西,是敘述的含糊,是資料的拼湊。造好一個句子,是學習任何語文的基礎,對詩人,對理應是駕馭文詞的能手,怎會變成了嚴苛的要求?對寫作的專業戶,尤其所謂的「駐校作家」,不管是土產的,夤緣而來分肥的,我只有一句話:如果文字水平,不如一個十六歲的失學搬運小工,駐校,根本就是「蛀校」;你們,只是社會和文化的蛀蟲!

要說「綜援養懶人」,請問年復一年的「文藝綜援」,養出什麼樣的人?

出總集,是要讓人聽聽1978-1990這十三年間,我這一個人微弱的聲音;這聲音,縱然微弱,卻不是屍多氣邪就能阻遏,或者關先生的「史筆」能刮掉的。

出書,是為了溫故,是為了重新開始。「詩人」是什麼?我自己會去詮釋。<捕鯨之旅>是我十九歲那年用文字建構的交響詩,漁夫,就是詩人;詩的第一句,正巧就是:「緘口罷!那些在埠頭上碰運氣的狗。」三十年前的想法,在「小狗吠,大狗也吠」的今天,原來更踏實,也更具體。第二句,是:「我將回來。」那年頭,蘭保還沒扛着機槍在《第一滴血》忿然對惡孽說:「I’ll be back!」

《故事》二零零一年六月初版序,「死神,那披着黑斗篷,手持巨鐮的形象,要距離得夠遠,才讓人有幻想;如果你發現他已經站在陽台上,像稻草人一樣為你驅鳥,你就不會想到再為他寫一首詩。」十年過去,不僅驅鳥,竟進來打掃通渠了,一室鐮影晃眼,想法自又不同。這新編的《故事》,詩,按時序排列,寫得越早,置於越前;書厚重多了,是一隻全豹。有幾首舊版沒輯錄的長詩,譬如,<春天><曉雪><冬夜>,是頗「晦澀」的;這是當時論者的評語。總集裏的詩,我都不修改,好與壞,都是腳印;這幾首「晦澀詩」,我各添了副題,只算是路標,聊助遊興。遣詞,我看不算僻拗;晦澀,大概是圍繞一個主題,一種想法,用上太紛繁的象徵和隱喻;對讀者,我習慣在詩作裏搭起一道道的橋,讓人能過來看自己耕耘的文字園圃;晦澀,是橋造得太窄太懸了。

這跟「夢南盛世」那一摞摞無橋之詩,為防識者捅破而噴墨設障的有霧之詩,裝神弄鬼,不惜以毒瘴掩人眼,心態上,到底是不同的。

人緣不好,受制於書店,我的書從來難覓;這部《故事》和我的新舊作品,會陸續製成「電子書」,買不到紙印的,可以上網下載。貓閒着,會咬死幾隻耗子,除除害,這是天性;人閒着……就掃掃盲吧,關先生,咱們走着瞧。

保育中文,抵抗邪風,由「造好一個句子」開始!

「無論哪一個國家的詩人,他們都一定經過嚴格的格律訓練。而我們的一些詩人,恐怕連散文都不會寫,就寫起詩來了。把一句分開幾行來寫,就成為詩了。這不是很可笑嗎?我們的詩國就這樣被淪喪了。」這段話,也見於曼叔先生<李金髮與中國新詩>。別妄談什麼「文藝復興」了,腐屍復活,一隻隻跳進學校吸精扯髓才是真的;香港,是一個病文亂葬崗,老實點,搬開軟骨爛肉,好好的種幾棵樹吧。

我沒寫過專門供人朗誦的詩,也沒朗誦的癮,只是二十八歲那年日本「富士電視台」來訪問,對着鏡頭和大海讀了一段舊作。月前,看文學雜誌,看到有逐臭洋學者為土產詩人吮趾,食皴知味,竟高唱:「中文,有中文特質,就不能國際!」沒人特質的人,我曉得,是你這一黨魑魅;然而,請問:「沒中文特質的中文,是什麼東西?」鬼話害人,亂葬崗更添陰森。心中有感,想到三隻癩蛤蟆夜會的醜態,朗誦詩,一揮而就;本來是下一部詩集的內容,安插在這裏也算呼應序文。這首詩,宜三人分誦,旁觀者合斥,儼然一齣荒謬劇;遇什麼世界詩歌之夜,國際詩歌之夜,歡迎同道借用;以國語誦讀,效果尤佳,保證為狺狺的「詩之盛世」,另添教人噴飯的噁噁「喧嘩」。